龜茲文物是中華文明珍貴的歷史遺存。世紀末2世紀初，大量龜茲文物被英、俄、法、日、德等國以考察之名掠走，流失海外。俄羅斯艾爾米塔什博物館收藏的龜茲文物，大部分是沙皇俄國時期別列佐夫斯基考察隊和奧爾登堡考察隊從龜茲帶回，種類繁多、形式多樣；小部分為蘇聯在二戰勝利后輾轉從德國帶回，主要為壁畫，這些壁畫一部分的原始出處為新疆克孜爾石窟。艾爾米塔什博物館對龜茲壁畫進行了修復，且在少數展覽、圖錄中展示過一些龜茲文物，但缺乏系統、深入的研究和利用。流失海外的龜茲文物的歷史文化價值有待于發掘。在29年開展的全國第三次文物普查工作中，河南省新安縣發現了兩通清代碑刻?！督€碑》記載了乾隆年間當地村民禁賭一事，指出賭乃"無益有害"之首，并公布禁賭之約，又言及朝廷禁賭之律，是研究清代禁賭律令的重要資料?！度f善同歸碑》記述了泰山廟的地理位置、建筑規模、禘祀神主及重修大殿的意義與過程，突出了"萬善同歸"、人與自然和諧的碑文主題；該碑刊立處為青要山，為研究古青要山地望提供了新資料。風穴寺不可能始建于北魏，更不可能是唐代所建。事實是：東漢費長房時代此地已有遺跡，風穴寺峽谷內的漫山遍野的柏樹最初系人工栽植，古香積寺門口的兩棵柏樹："一捧傘""三炷香"系漢代遺留。結合有關典籍記載，風穴寺極可能始建于東漢初平元年。陜北地區地處黃河河套之南，北臨鄂爾多斯高原，東隔黃河與山西相望，西依子午嶺與甘肅、寧夏接壤，南接關中盆地。該地區目前經過發掘的仰韶文化遺存均屬于仰韶后期文化階段。本文根據考古學文化面貌和地理環境特征將其劃分為三個小區，在小區分期的基礎上將陜北地區仰韶后期文化劃分為三個階段：階段從日常生活器類來看，受內蒙古中南部地區海生不浪類型影響明顯，但居址和葬俗與甘肅東部地區陽坬類遺存相似；第二階段禿尾河—窟野河流域受到內蒙古中南部阿善三期類型強烈影響，無定河流域雖仍受到甘肅東部等地區的影響，但在前期基礎上有所發展；第三階段無定河及其支流大理河流域石城聚落大量出現，關中地區的影響也到達無定河流域及以南的洛河流域。1年1月，鄭州市文物考古研究院和滎陽市博物館在滎陽市苜蓿洼村西南部的檀山陽坡發掘了晚唐墓葬1座，墓主為晚唐秀才盧珰。盧珰墓為長方形斜坡墓道洞室墓，由墓道、墓門、甬道和墓室四部分組成，形制較小。出土有陶塔罐蓋、陶餅、白瓷碗、白瓷執壺、銅鑰、鐵尺、骨梳、風字硯、墓志。隨葬品雖不甚豐富，卻十分精致，與盧珰出身名門但家境一般的境況契合。根據墓志的記載，盧珰的曾祖、祖父、外祖父、均為唐朝官員，其外祖父為太傅，身份尤為顯赫，然此四人未見載于史書，故墓志可補史書之缺。盧珰為范陽盧氏之后，其外祖父家為趙郡李氏，范陽盧氏與趙郡李氏為有唐之望族，墓志亦對研究唐代世族有著重要價值。盧珰墓未經盜擾，保存較好，出土器物時代明確，為鄭州地區晚唐墓葬斷代提供了標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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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次可移動文物普查過程中，國家博物館圖書館文物庫房發現線裝日記手稿《東游瑣記》一冊。此日記未注明寫作年份，記錄日期從八月二十日起，至十一月十二日止。日記記錄了作者從家鄉成都出發東渡日本求學的事宜，涉及留學的準備過程、航行路線、途中見聞、交往的人物以及到達日本后購置的書籍書目與食宿、學費、買書購衣的花銷等內容。通過對《東游瑣記》內容與作者背景、反映的人物關系、行文風格與筆跡三方面考證，本文認為，《東游瑣記》作者正是晚清學者吳虞。吳虞，近代思想家、學者，早年留學日本，因五四時期猛烈抨擊舊禮教和儒家學說而產生較大影響。胡適稱他為"思想界的清道夫"，"四川只手打倒孔家店的老英雄"。本文在討論廣西平南六陳鎮漢代冶鐵遺址群"碗式"煉爐的爐形、性質、冶鐵生成物及冶煉技術特點的基礎上，提出廣西的"碗式"煉爐的起源與世界其他地區"碗式"煉爐的起源途徑相同，是西亞地區"碗式"煉爐對外擴散的結果，其傳播線路是沿印度洋經由西亞、南亞、東南亞傳入。12年，阿敦喬魯遺址發掘了3座大型建筑遺跡和9座石板墓。出土了陶器、石器、銅器以及包金銅耳環、石人等遺物。遺址與墓葬的年代集中在公元前19世紀至公元前17世紀間，屬于青銅時代早期。這批材料對揭示西天山地區青銅時代遺址的面貌、探索新疆地區早期青銅時代的文化及與亞歐草原地區的文化交流提供了重要線索。各地漢墓出土的陶灶形制多樣，大致可分為九個類型，每類陶灶都有其明顯的分布區域，各區域的陶灶形制、裝飾特征與當地的自然環境、生活習俗有密切的關系。漢墓中出土的帶足灶為文獻中的"行灶"，三峽地區的多火眼灶是煮鹽所用的"龍灶"。陶灶是漢文化統一多樣性的明確體現。

漢代是我國煤炭利用的個高峰期。河南漢代煤炭利用及開采技術趨于完備，燃用技術日臻成熟，實現了多領域、廣地域、規?；_采利用；煤炭成為商品，產供銷鏈形成，開采利用產業化發展，標志著古代煤炭業基本形成，煤炭利用進入新階段；這種狀況是多種因素綜合作用下的歷史必然。就目前的考古發現來看，洛陽及周邊地區燃煤遺址的集中程度、燃用的普遍程度為全國所僅見，代表了漢代的先進水平。但煤炭的利用并未改變"以柴為主"的能源結構，在社會發展中的作用有限。大傳統和小傳統的理論在考古學上包含了主體文化與地方文化、高等級與低等級階層文化等雙層內涵。"漢制"是大傳統的集中代表，而其正是在充分吸收地方小傳統的基礎上形成的。在等級轉化方面，東漢帝陵較好地體現了對中下層階級墓葬文化的吸收。"漢制"在產生、發展和成熟的過程中，對小傳統又持續產生了諸多影響，尤其是在郡縣制、編戶齊民的體制下，經由循吏推行教化，其普及和傳播的速度遠遠高于前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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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觀村遺址是一處以寶墩文化和十二橋文化遺存為主的遺址。寶墩文化遺存有灰坑、灰溝、墓葬、房址、卵石堆等，出土了花邊口沿罐、高領罐、尊等大量陶器以及少量石器，屬寶墩文化一期。十二橋文化遺存有灰坑、灰溝、窯址、灶、墓葬等，出土陶器以小平底罐、斂口罐、矮領罐、簋、甕、尖底杯、尖底盞為主，屬十二橋文化一期晚段。11~212年，鄴南城南郭城區趙彭城北朝佛寺遺址發現了寺院中軸線北端的大型建筑基址和東南院的中軸線大型建筑基址等。在鄴南城東郭城區還發掘了一處佛教造像埋藏坑，出土的數千佛教造像時代跨越北魏、東魏、北齊、北周、隋和唐代。這些考古發現有力地證明了鄴城作為6世紀北方佛教中心的地位。6年4~7月，西北大學文化遺產與考古學研究中心等單位對棗樹溝腦遺址進行了發掘，發現大量先周時期的灰坑、房址、墓葬等遺跡，出土了大量陶器、石器、骨器等遺物。該遺址的文化內涵豐富，特征明顯，為研究先周文化提供了一批新資料；對于探索古"豳地"考古學文化的發展，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義。江西萍鄉的田中古城至少歷經西周、春秋兩個時期，其考古學文化背景是江西印紋陶文化。該城的國屬難以考訂，但其族屬應與"百越"相關。該城的衰落，很可能是楚國南侵所致。城址的廢棄或將楚國勢力跨過長沙向南發展并進至株洲、澧陵一線的時間確立在公元前55年前后。該城址是春秋時期楚文化與百越文化接觸與融合的見證。墓為磚砌單室墓，由墓道、天井、墓門、甬道、墓室等組成，出有陶器、瓷器、鐵器等遺物。墓為磚砌仿木結構雙室墓，墓室內僅余一合墓志及少量遺物。墓主為遼初漢姓貴族、曾任節度使的通事耿崇美及夫人耶律氏。兩座墓的發掘對研究遼代興中府漢姓貴族家族史及其聯姻關系有重要意義。1年4~7月，對廣東汕頭市"南澳Ⅰ號"沉船進行發掘。發現的船體縱長約27米，有17道隔艙板和16個隔艙。發掘出水各類遺物1萬余件，以漳州窯青花瓷為大宗，應為漳州窯16世紀末至17世紀初的產品，沉船所屬年代與此大致相同。"南澳Ⅰ號"沉船的發掘為研究不同地區間的物質文化交流提供了直接證據。山西絳縣橫水、翼城大河口兩處周代墓地為近年商周考古的重大發現，學術界對其性質認識尚不一致。文章從考古角度出發，結合出土文獻與歷史文獻，分別從兩處墓地的文化特征、存在時間及所處地域等方面，對其性質進行了深入探討。作者認為，這兩處墓地應隸屬于晉國的"懷姓九宗"中的兩宗，其墓主在商末與商王朝關系密切，周滅商后被周王賜予叔虞，目的是更好地對其進行管理。及至春秋初年，其在晉國嫡庶之爭中力助嫡系，后為庶系所滅。9年秋在安徽省池州市貴池區銅山牌發掘的冶煉遺址，發現了煉爐、灶、半地穴房址、灰坑等遺跡，以及大量煉渣堆積和陶、瓷器殘片，是皖南地區首次發掘的唐代冶銅遺址，為研究該地區唐代冶銅業提供了實物資料。96年初，扶風縣徐家河村發現西周墓葬群，出土文物18件。本文對徐家河出土文物進行了簡要介紹。這批文物的出土為我們了解周原遺址的范圍、遺址分布情況提供了重要信息，也為研究西周、車馬器、生產工具的發展演變過程提供了重要的實物資料。銅禁是我國西周開始出現的新式青銅器，自上世紀初開始發現，但對其起源、定名、用途等問題學術界存在諸多分歧。本文根據目前我國已發現的五件銅禁，結合有關文獻記載，對銅禁的起源、定名、用途、使用年代、使用者身份等問題進行初步探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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