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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同地區出土了8件北魏朝廷頒發給各地太守和護軍的銅虎符。馬衡先生在《北魏虎符跋》一文中簡要地考證了虎符的制作年代和使用情況。本文通過對這批銅虎符銘文的考證，確定它們鑄造和使用的年代應該在北魏太宗明元皇帝拓跋嗣神瑞元年到世祖太武皇帝拓跋燾太平真君九年之間，即公元414年至448年之間。春秋宗婦鼎銘文中的"王子"是姓氏；列公意即列國國君；宗婦是指同姓大夫之妻；昔阝馨的稱名形式是"國名+姓氏"，指代昔阝國的馨姓女子。宗婦鼎銘文大意是：昔阝馨——她是王子姓的列國國君的同姓大夫之妻——作器保治昔阝國。列國和昔阝國過去沒有引起學者的注意。對于宗婦鼎銘文的考察，使我們開始關注到這兩個侯國。列國位于戰國邯鄲附近的列人地；昔阝國先位于陜西鄠縣，后遷至蜀中的臨邛。它們的姓氏分別是王子、馨。出土簡冊中有秦與漢初"入錢缿中"律的內容。律文中"為作務"是與"官"或"官府"類似的概念，錢是損壞公物后依價賠償的錢款，質錢是官府為大型交易提供質劑而收取的稅金，所涉及的款項只是地方官府收入的一部分。此律可能出現于秦律《關市》、《金布》中，在秦統一前后律文可能作過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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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盧溝橋事變爆發前中日之間規模的一場局部戰爭，1936年底爆發的綏遠抗戰具有重要意義。受當時通訊手段及地理位置的影響，只有少數記者前往綏遠前線實地采訪，的戰地攝影師方大曾便是其中的代表。從1936年12月5日抵達集寧開始，他前后在綏遠前線各個戰場上進行了長達43天的采訪，其間拍攝了近4張照片，并撰寫了一系列戰地通訊。這些照片和通訊先后發表在《世界知識》畫報、《大公報》、《良友》畫報等報刊上，在當時引起了巨大轟動。通過對國家博物館館藏方大曾攝影遺作進行分析，結合他當時發表的戰地通訊，從中可以梳理出他在綏遠抗戰前線采訪活動的具體細節。自良渚文化早中期和大汶口文化早中期，中鋒鋸齒刃石鉞的設計已經基本定型。作為一種有明顯設計特征、使用以中小型墓葬為主的玉石鉞可能形成了器物區隔理念，并被甲骨文記錄成"我"。此類玉石鉞至商周階段時均發現于大中型墓葬，可能反映了商周時期的和收藏的理念，這類器物參與了文明形成階段的階層分化和固化過程。在目前所見的青銅銘文上，"壽"字的出現率甚高，共見六百余次，其字形的異體均有五種。從這五種的字形年代不同，或許可以表達"壽"的形成脈絡。本文從兩周金文和戰國簡文搜集一切"壽"字的字形，重新探討該字的結構與形成的歷史。本文認為，"壽"字是殷周之際從"神"字衍生的字體，以表達天神所能賜予的壽命。商文明的信仰傳統，乃是通過神獸吞吐神殺的方式，以期獲得天上的神性之新生，即通過神殺手段避開自然生物必經的死亡過程，進而得到由神所產生的永生。早期社會觀念中，老死病死者將變得永遠脆弱無力，身壯時期被殺者，反而能在永生中保留身壯，"壽"并不被視為理想美德。從殷周交接之際出現"壽"字可知，當時社會已不再怕老弱，反而把"老"視為被神保祐的依據。古代思想傳統中將老年視為德性的觀念，實濫觴于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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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源遺址是烏江流域的一處重要遺址。通過對其商周遺存與其他時間、空間有密切聯系的遺址比較分析可知，烏江流域的商周考古學文化遺存都應屬于三峽地區的石地壩文化，其陶器又深受成都平原十二橋文化和鄂西路家河文化的影響，其細石器又源于川西高原傳統。2年和28年，對河南偃師市首陽山4座西晉墓進行了清理。其中1座為單室磚墓，其余為單室土洞墓，均帶長斜坡墓道。出土遺物有陶器、銅器和銅錢等，以陶器為主。M1還出土"泰始二年"紀年漆片。其中3座墓的形制罕見，應為西晉帝陵陪葬墓，對于探索西晉帝陵的地望、陵區范圍以及陪葬制度具有重要意義。海龍囤是集關堡山城與土司衙署于一身的土司城堡。12年，這里重點發掘了"新王宮"遺址，并對遺址及周邊展開調查，試掘了"老王宮"遺址。"新王宮"是四周有封閉城墻、以踏道為中軸線的宏大建筑群，出土了大量建筑構件和碑刻、瓷器等遺物。海龍囤的發掘為從考古學的角度推進土司制度研究、探討與地方關系提供了新材料。新鄭市趙莊墓葬區是鄭韓故城周邊一處東周大型公共墓地，墓葬時代涵蓋春秋中、晚期至戰國早期，墓葬形制及隨葬遺物體現了鄭人的埋葬制度和喪葬習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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