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滬港通運行狀況
為對滬港通交易有大體的了解，筆者對 2014-2015 年度滬港通整體交易狀況、標的上市公司特征等進行了描述性統計，并分析了境外投資者對滬港通股票的持股偏好。
一、滬港通樣本描述
截止到 2015 年 12 月 31 日，滬股通合計買入 8632 億元，累計賣出 7747 億元。
圖 1-1 描述了滬港通月度交易狀況，柱狀圖為滬股通月度買入或賣出金額，折線圖為港股通月度買入或賣出金額。
由圖 1-1 可知，2015 年 4 月以前，滬股通交易金額遠遠大于港股通。
這種現象在 2015 年 4 月份后出現短暫反轉。
滬股通買入金額值出現在 2015 年 6 月，此后，滬股通買入金額持續低迷，甚至在此后的數月中，賣出金額大于買入金額。
港股通自 2015 年 4 月在買入和賣出金額到底點后，在 2015
為了解滬港通中境內 A 股上市公司參與狀況，本文對滬港通標的進行了描述性統計。
滬港通 A 股上市公司標的共計 661 支，1230 個公司年度數據，其中有 145 個公司共計 182 個公司年度在至少一個交易日內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其中，601318（平安）成為滬股通被買入次數最多的股票，2014 年度 31 個交易日29 個交易日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2015 年度 237 個交易日 229 個交易日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這可能與平安既有 H 股又有 A 股，盈利狀況較好有關。
為更清晰了解滬港通標的年度和行業分布以及香港投資者的持股偏好，本文剔除了 66 個金融行業樣本，148 個含有 H 股或 B 股的樣本以及 63 個變量缺失樣本，剩余 953 個公司年度數據。
表 1-1 對樣本和交易天數偏好（PrefDay）1進行了年度和行業的描述。
由表 1-1可知，樣本在 2014 和 2015 年分布較為均勻，2014 年平均每只股票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的天數占總交易日的比例（PrefDay）為 0.004，2015 年平均每只股票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的天數占總交易日的比例（PrefDay）為 0.007。
2014 年 11 月 17日，滬港通開始運行，2014 年共計 31 個交易日，2015 年共計 237 個交易日。
2014 年平均每只股票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的天數 0.124 天，2015 年該值為 1.659天，表明 2015 年滬港通標的股票被頻繁買入。
從行業層面來看，樣本中械、設備、儀表類（C7）上市公司占比，共計160 個公司年度樣本，交通運輸、倉儲業（F）最受境外投資者青睞，平均每只股票成為滬港通前買入股的天數占總交易日的比例高達 0.014，基本是均值的 2.8 倍；社會服務業（K）也是境外投資者的重點關注領域；制造業中，械、設備、儀表（C7）最受境外投資者歡迎；采掘業（B）和批發零售貿易（H）被關注天數較少，而木材家具（C2）行業的公司從來沒有成為前買入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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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香港投資者的持股偏好分析
前期研究指出，資本市場關注是一種極為稀缺的資源（Kahneman，1973）。
投資者可能會存在選擇或關注的非理性現象，只有顯著的信息能突出進而被投資者關注。
大部分的投資者只持有自己熟悉的股票（Merton，1987）。
公司規模越大，其聲譽越大（Diamond，1991），意味著其在產品市場和資本市場中對各利益相關者的影響程度更大，通過信息的傳遞，更可能被投資者注意到（Kang et al.，1997，Dahiquistand Robertsson，2001；Ferreira and Matos，2008）。
大規模公司流動性需求高，交易成本較低（Ferreira and Matos，2008）。
規模較大的上市公司出于聲譽的考慮，會有動和能力構建更為完善的治理制，也會披露更高質量的信息，降低了信息不對稱成本，境外投資者信息劣勢決定了其對公開信息更為重視（DeFond et al.，2011）。
規模越大的公司越可能吸引投資者關注。
我國的 QFII 制度允許境外合格的構投資者持有境內上市公司股票，相比未被 QFII 持有的股票，這類已經被外國投資者持有的股票更可能被境外投資者熟知。
經證監會批準的 QFII 屬于大型的構投資者，在信息獲取能以及技術分析能力等方面處于較為的地位，其他
投資者可能基于分析成本等原因采取追隨策略。
被 QFII 持股的公司更可能被境外投資者關注。
企業在產品市場上的表現直接決定了公司盈利狀況，進而影響股票市場價值。
產品市場份額占比越多，對整個行業的影響越大。
其一，產品市場份額越高，代表企業擁有的客戶越多，需要的原材料越多，越可能在供應鏈上掌握強勢的談判力（Grossmanet al.，2009），壓榨供應商或客戶，獲取優勢價格，形成壟斷勢力，提高業績；其二，競爭對手對供應商或客戶施加的影響最終影響產品市場份額較小的公司，相比小市場份額，較大市場份額的公司不太容易受競爭對手的影響；其三，市場份額較高的公司“觸角”更多，傳遞出的信息也較多，更可能受到投資者關注，由于聲譽的存在，也更可能完善治理制，提高信息披露質量；其四，境外投資者通過持有較高產品市場份額的公司可以主動把握整個行業甚至上下游行業的發展趨勢和相關信息，具有信息溢出效應。
境外投資者可能傾向于持有較高市場份額的上市公司。
Dahlquist and Robertsson（2001）研究發現境外投資者傾向于持有低股利支付率的公司，他們認為，較高的股利表明上市公司投資會有限，由于資本利得稅低于股息稅，境外投資者傾向于低股利公司以避免稅收繳納。
部分研究提出境外構投資者具有謹慎性限制，促使其傾向于投資高股利支付率的公司（Allen et al.，2000），Choe et al.（2005）指出境外投資具有信息劣勢，傾向于投資高估值的股票，股票股利卻可能降低股票價格，上市公司更傾向于支付現金股利以吸引境外投資者。
境外投資者的持股偏好可能受到現金股利的影響。
公共信息披露的增加能夠減少私有信息的獲取成本（Verrecchia，1982；Diamon，1985），這種披露的增加對信息劣勢者更為有利（Lev，1988）。
投資中，及時準確的會計信息便于投資者進行及時交易，一國的財務報告越能使得會計信息與價值的相關性高，海外投資者越傾向于在該國進行投資（Young and Guenther，2003）。
Bradshaw et al.（2004）也指出采用的會計準則與 GAAP 越一致，越受到美國投資者青睞，表明會計信息在投資者中的作用。
境外投資者信息處于劣勢地位，但具有先進的技術分析能力。
具有準公共屬性的會計信息為境外投資者提供投資會，境外投資者可以利用自身占優勢的信息分析能力對會計信息進行提取，進而彌補信息不足。
Leuz and Warnock（2009）研究發現盈余管理越嚴重，外國投資者持有股份越低。
盈余管理程度越高，境外投資者越不可能持有該上市公司。
我國股權結構較為集中，容易存在大股東掏空公司價值的現象（徐建和李維安，2014；覃家琦等，2016），境外投資者處于信息劣勢，無法及時制止這種行為，一旦投資，可能成為被攫取利益方。
控股股東存在時，內部人為獲取私利可能刻意隱瞞公司信息，不利于境外投資者及時交易。
Leuz and Warnock（2009）研究發現境外投資者的股票投資組合避開了內部人控制較為嚴重的股票，這是因為與當地投資者相比，境外投資者沒有及時識別或監督掏空的能力。
境外投資者可能傾向于持有大股東持股比例較低的上市公司。
為分析滬港通交易中香港投資者的持股偏好，本文利用模型對交易天數偏好進行了回歸分析。
模型如 1-1 所示：
